九畹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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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伟访谈:关于帕尔曼、当代古典乐现状,以及多层次多姿态的音乐表达

3月9日,在星海音乐厅有一场小提琴家薛伟的演出。采访薛伟是因为近来看到了一些他对小提琴家帕尔曼的批评和对演出市场商业炒作的抨击。在星海音乐厅见到薛伟时他刚练完琴,这位戴着眼镜外表斯文的艺术家态度温和,与设想中那个言辞激烈的艺术家有很大出入。我们的谈话就从关于帕尔曼的误会开始。

  谈谈某女演奏家

  听她的演奏……似乎要脱光了衣服去讨好观众;

谈谈职业

  虽然我热爱音乐,但我讨厌音乐家这个职业;

  谈谈帕尔曼

  有朋友和我说起帕尔曼,认为他完全是“酒吧里讨几个钱的琴手”;
  帕尔曼是一个优秀的提琴家,但够不上大师;

  谈谈别墅换琴

  我卖掉了伦敦的3套房子,花了几千万元买了3把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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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近来我看到了你的一些访谈,你对小提琴大师帕尔曼作出了激烈的批评。

  薛伟:其实我觉得每次访谈都应有录音设备记录,否则很容易扭曲自己的观点,或者被断章取义片面归纳看法。

  记者:当时你的确谈到过关于帕尔曼吧?

  薛伟:对。我对帕尔曼的评价不高,但没有那么偏激,不客观。我完全不可能说“帕尔曼只是通过交际手段而得到他今天的成就”这样的话。简直可笑!这是不负责任、极端偏激、不顾事实的一种评论。我很多朋友看了之后惊讶地问我:“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只能告诉他们这不是我的全部意思,我说的话里面是有过这样的说法,但归纳的东西和我的原意有很大出入。后来接下来的文章稍微有一点更正的机会,但引用我的话也是支离破碎,不准确。

  记者:你对帕尔曼的总体评价如何?

  薛伟:帕尔曼很早就在古典音乐界有很高的地位,是非常成功的音乐家。他掌握的曲目广泛,录唱片的量大,但要论小提琴大师、艺术家,我觉得他还不属于那个范畴。

  现代社会培养出来的音乐家都有一种共性,就是他们的表现都“不出格”,都是“正确”的,但艺术仅仅“正确”是远远不够的。作为一个艺术家,他的音乐不仅要有鲜明的个性,还要有深刻的思想性,对作品深入挖掘。现代的音乐家就像好好先生,帕尔曼的技术完美无缺,在录的唱片里、演奏会上都非常好,但总体来讲他不是那种非常有思想性、创造性和有深度的艺术家。他的成功是综合性的成功。除了整体水平高,这个人也很有毅力,当我看到他带着残疾艰难地走上舞台演奏,觉得很感动。他也很有幽默感,在台上能和观众谈笑风生。他拉琴时脸上的表情也让观众觉得很开心。加上还有唱片公司很好的支持,交际方面的能力也很强,方方面面的因素构成了他今天的成功。

  记者:你觉得从这次关于帕尔曼评论的事情来说,媒体的宣传是否会误导大众?

  薛伟:有朋友问起我的意见,我不愿模棱两可地谈论问题,我觉得我在音乐上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责任感。有时媒体不大清楚他们得到的是什么艺术,大众也不知道真假好坏,所以我觉得自己需要讲点实话。但实话往往不中听,大家应该懂得什么是好的,不要被宣传和其他的东西迷惑。现在许多人对于西方音乐文化了解不多,这是正常的,但不要以此愚弄大众。例如说从好莱坞来的一些什么乐团,其实就是来骗老百姓的钱,把一些很烂的音乐家吹得天花乱坠,我们作为专业的音乐家看得很清楚,但有时不能说。很多人受媒体的影响,认定了这一定是很棒的,没有准备去接受反面意见。就像以前我批评过国外一个不怎么样的音乐家,就有人写文章说薛伟是“妒忌天才”,让人哭笑不得。包括我对帕尔曼的评价,出来之后和我的原意也相差很远,也挺让人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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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你使用的小提琴是世界著名的斯氏琴,听说是卖掉了别墅买的?

  薛伟:那时候我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任教,以前所用的琴都是学校提供的。但后来因为要离开英国了,就考虑到应该给自己买琴了。当时我卖掉了伦敦的3套房子,花了几千万元买了三把琴。现在我住在美国洛杉矶,对于生活问题、住什么房子我的要求并不很高,但好的琴对于我而言实在太重要了。

  记者:你怎样看名家和名琴的关系?

  薛伟:好的演奏家必须有好的琴,越是好的演奏家对音乐的想像力越丰富,色彩刻画越细腻,层次越丰富,这就越需要一把好乐器体现这种变化。当然不是说有了好乐器就能突飞猛进,而是好的乐器能挖掘演奏家的潜能。如果只是一个提琴师的话,给他再好的琴也不可能发现这种颜色。正如画画的颜色都是那么多,但有的人成为了好的画家,有的人只是普通的画匠。好的琴至少给了你一种可能性,如果你有足够的洞察力,就能挖掘足够的内涵。

  记者:你曾经说过帕尔曼只是一个提琴师,那么他是否已把他所使用的名琴的内涵挖掘出来,或者说能否配得上所使用的名琴?

  薛伟:我不想很尖刻地评价任何人。在艺术上我是一个不迁就的人,帕尔曼是一个优秀的提琴家,但够不上大师,我一直都这样认为。有朋友和我说起帕尔曼,认为他完全是“酒吧里讨几个钱的琴手”,其实真正的意思是指他嬉皮笑脸的表情像在酒吧里拉琴的感觉,趣味不高。许多现代艺术家都有这个通病,现代人对许多美好的事物都已经不太敏感了,太功利、太急躁了,没有时间去品味和体会。因此艺术家需要用很夸张的手法去演奏,去讨好观众。但是在现在,这样缺乏崇高理想和美好情操的演奏者还是存在的。有一次我在朋友的车上听到一段音乐,虽然不知道是谁演奏的,但我感觉是个现代的女演奏家,我对朋友说:“这个人的演奏让我联想到一种很不好的职业。”听她的演奏你会明显发现,可以表现的地方她会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你,哭就要哭得泣不成声,笑就要笑掉大牙,似乎要脱光了衣服去讨好观众,没有一点保留和矜持,缺乏崇高的思想。很多现代的演奏家就是这样,在台上不知道是“看”他还是“听”他好,而真正在音乐上其实并没有那么多东西。这是很不健康的一种风气。

  记者:你刚才的描述让我联想起另一位走流行路线的小提琴演奏家陈美。你也曾经是她的老师,对于陈美的演奏你觉得是否存在刚才所提到的现象?

  薛伟:我刚才说的主要是古典音乐圈子里面的现象,现在有些人虽然不是穿着迷你裙站在台上作秀,仍然打着古典的牌子,没有给观众更深层的品味,没有留给观众去思考的空间,把什么东西都贴在脸上。这其实是一种损失。

  记者:你是指做现代音乐是一种损失?

  薛伟:不,我是指古典音乐界中的损失。陈美不属于这个领域,她是搞流行音乐的。作太多的评论也没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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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梁祝》曾经被许多音乐家诠释过,比如俞丽拿、西崎崇子、盛中国等,你演奏《梁祝》也有许多年了,对于这个被无数人演奏过的经典作品,你怎样带出自己的特色?

  薛伟:简单地说,以气带声,以琴带声。在意境、情感层次、色彩、声音的刻画上花了很多笔墨。好的音乐要具备丰厚的色彩,不仅仅是一种层次,悲有各种各样的悲,笑也各种不同,在音乐中,美的旋律不仅只有一个爱情的主题,还可以生出许多姿态,要根据每个人水平的高低、感悟的不同,看挖掘得够不够深,够不够人性。有的演奏可能听完就像看了一幅印刷画,没有太多感动。但有的演奏会让你还觉得其中带着苦涩,甚至能听到其中的黑暗、不祥的预兆和抗争。到了这种境界,就是艺术创造而不仅仅是演奏了。

  记者:你演奏的《梁祝》是一幅什么画?中国画还是西方油画,具象还是抽象的?

  薛伟:我不知道怎样形容,只能说我的《梁祝》是一个多姿态、有各种不同感情层次和色彩的版本。

  记者:据说你和原来的唱片公司意见不合所以转投EMI旗下,现在的自由度是否会更大,每年的演出安排是否更合理?

  薛伟:现在我对自己的演出会掌握一定的尺度,我更希望把好的品质拿出来。从我做职业演奏家的第一年开始,我就意识到自己很厌恶这种商业化炒作和疲于奔命的生活状态,即使在我事业上最巅峰的时候我也没有喜欢过这个职业。虽然我热爱音乐,但我讨厌音乐家这个职业。

  记者:为什么?这不是很矛盾吗?

  薛伟:不矛盾。作为一个音乐家,在舞台上、唱片里和许多爱乐的人一起分享音乐是个很美妙的过程,但另外演出公司还会为你安排其他很多额外的东西。不是说我演完这几场就行了,如果光完成台上的工作而其他不配合,可能演两年后就没人再请你演了。所以国际上的音乐家要不就很忙,要不就很空闲,不是个人能控制的。音乐家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记者:那现在的状态你满意吗?

  薛伟:我基本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音乐。我讨厌作秀,但还是希望到更多的地方和更多的人分享音乐。

  记者:很多独奏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走过很多地方,到处去演奏,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你觉得你仍然处于这种不稳定状态中吗?

  薛伟:的确如此。当然我也希望能过上稳定的生活,但既然做了这个职业,就很难稳定下来,如果哪一天稳定下来,我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演奏家了。在音乐中我是很幸福的。这和职业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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