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犬儒主义面面观（上）
摘自《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主义文化》
“犬儒”（cynicism）并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文概念，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可以用它来言说许多用其他概念无法说到点子上的事情，这个概念才在中文里有了它的根基。我们通常是用概念说事情，而不是谈论概念本身，但是说事情说着说着，就可能被引向对概念本身的思考。一旦我们开始对许多不同的事情运用“犬儒”这个说法，我们就会想了解，它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概念。
“犬儒”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文化概念，而只是对个别现象（如犬儒始祖狄奥根尼的古怪言行）的直接认识。它是具体的，也是表象的。今天，我们把犬儒用作一个综合多种现象的文化概念，通过将它重新联系和组合，把现代犬儒主义的一些不同方面加以集合。这样一来，犬儒主义就不能只是局限于个别行为表现，而是必须予以更加全面的整合。我们不妨从一些基本的犬儒形态——古代犬儒与现代犬儒、抵抗的犬儒与顺从的犬儒、无权者的犬儒与有权者的犬儒、普通人的习惯性犬儒与精英分子的知识犬儒——来整合了解与我们现今文化状态有关的现代犬儒文化。
古代犬儒与现代犬儒
说起古代犬儒主义，人们首先会想到那个住在旧木桶里，叫马其顿年轻的君主亚历山大王不要挡他太阳的狄奥根尼（Diogenēs，约公元前412—前324）。对这位与柏拉图同时代的犬儒怪人，历史上并没有确切的记载，早在古代，他已经就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文学性人物。对此，美国政治学教授恰罗普卡（William Chaloupka）在《人人知道：犬儒主义在美国》一书里写道：“传说中的狄奥根尼是犬儒的典范，在古希腊时代就推行犬儒的原则。狄奥根尼的真人事迹不明，令历史学家们苦恼不已。但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这个如此能引起读者共鸣的人物角色，正可供他们发挥想象，添油加醋，重新创造。从一开始，狄奥根尼就是一位明星。”
狄奥根尼所代表的古代犬儒把文化和文明秩序视为对人的败坏。古代犬儒要把人重新放置到一个能超越这种秩序的基石上，那就是“自然”。自然并不只是“万物自然”（elemental nature），而且更是“人性自然”（human nature）。他们认为，唯有以自然代替社会文化，人才有望化解来自文化影响的对未知因素（神意、神力、来世）的恐惧和焦虑。这一观念影响了古希腊、罗马的一些思潮（如斯多葛派），也影响了不少近代思想家（如卢梭）。超越文化规范、法律、传统，就会对外在的“好东西”（财富、权力、名声和其他由攀比而来的成功）不以为意、无所欲求。这是获得更真实、更确实、更自由的满足和幸福的不二之途。这种自由就是人的主体纯真（subjective innocence）。
古代犬儒以嬉戏为乐，喜好讽刺和嘲笑。谑戏乃人性的天然喜好，古代犬儒主张“依照自然生活”，指的是内在的人性自然，不是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的外部自然。自然美景也是一种“好东西”，与其他来自外部的“好东西”一样，它也会成为人主体自由的羁绊。犬儒主义的原则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一种戏谑的纯真。一条狗在暖和的阳光下，快乐地在地上打滚，这是出于本能的动物纯真。但是，犬儒所主张的天然纯真与此不同，那是一种经过理性选择的，并有理性原则的天然纯真。阳光灿烂也好，急风暴雨也罢，犬儒的天然纯真都对此无动于衷、泰然处之，因为他的快乐来自内心的自由，而不是外部的犒赏。
在雅典城邦里，奉行人性自然的狄奥根尼是个异类，他拒绝相信的是雅典城邦最引以为傲的政治秩序和哲学。他是一个流亡到雅典的外来客，没有家庭和名声的羁绊，这反倒成全他当一个彻底的旁观者。绝大多数雅典人都相信他们的民主秩序，但是狄奥根尼告诉他们，这是一个靠不住的制度。他对雅典哲学家们的政治和美德学说同样嗤之以鼻，对雅典的那种苏格拉底式辩证说理（dialectic）也不以为然。他故意用自己那一套身体表演的“不说理之理”来颠覆话语的说理，在他眼里，话语言辞不过是一种表象的游戏。
德国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一书里称狄奥根尼是“抵抗表象游戏的第一人”。在狄奥根尼看来，国王和哲学家是政治和社会表象游戏的高手和得利者，比起讥讽国王来，他更喜欢捉弄哲学家。斯洛特迪克说了这样一个狄奥根尼对哲学家恶作剧的故事，“柏拉图把人类定义为无羽毛的双脚动物，受到人们的赞赏。狄奥根尼把一只公鸡拔光了毛送到柏拉图的学校里说，‘这就是柏拉图的人’”。狄奥根尼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反过来嘲笑狄奥根尼，“这个人就是苏格拉底——疯了的苏格拉底。”意思是说，你这个疯子，苏格拉底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学生！在雅典的正经公民眼里，狄奥根尼正是一个“疯子”， 一个和流浪狗差不多的人物。他以近于疯狂的身体表演提醒那些正经公民们：你们的生活方式、物质欲念、政治权力都是违背自然的，都是罪恶和可耻的，你们只有抛开那些造作虚伪的习俗，摆脱那些繁文缛节和奢侈享受，才能得到人应该享受的真正幸福。
狄奥根尼用极端的刺激手段劝谕世人，冷嘲热讽、尖酸刻薄。斯洛特迪克说，“狄奥根尼开启了用讽刺来抵抗的传统，他开创了一种不文明的启蒙（uncivil enlightenment）。”狄奥根尼愤世嫉俗的启蒙方式混杂着积极的和消极的两种因素。他想要启蒙世人，但并不文明，他是权力、金钱面前的卑贱弱者，但却要占据有批判主张的强者位置。他过着一种在众人看来像狗一样的生活，但却坚持这是最适合人类的自然活法。正如文化批评家戈德法勃（Jeffrey C. Goldfarb）在《犬儒社会》一书中所说，犬儒主义对后世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犬儒这个字词也有正反两种不同的意味”，“在狄奥根尼以后的时代里，犬儒主义哲学有过许多曲折和变化，对权力有批判的，也有忍耐的，还有为之辩护的。到罗马帝国的时候，犬儒就已经变成了一种对现状逆来顺受的教条”。
古代犬儒主义从公元6世纪开始失去影响，文艺复兴时期又再度影响西方的一些思想者，这时候它已经演化为一种以揭露主流文化虚伪价值观为主要目的的讽刺、诙谐文学手段。犬儒主义被一些重量级文学家和思想家用作批判工具，包括伊拉斯谟、蒙田、托马斯·莫尔、拉伯雷、本·约翰逊、斯威夫特、卢梭、狄德罗和尼采。这个时期的犬儒主义已经与狄奥根尼没有多大关系，它对后世的主要影响就是帮助形成了现代犬儒主义的一些文字风格和话语特征。这些特征在当今中国的大众犬儒主义表现中也颇为常见，例如，文字游戏（谐音或双关语，如“砖家”“叫兽”）、诙谐故事（政治笑话和段子）、尖酸刻薄抖机灵（顺口溜、打油诗）、挖苦讽刺（正话反说、反话正说）、粗俗搞笑（痞子文学、恶搞经典）、语言颠覆（无厘头、搞笑、戏说）、文字游戏（如“打酱油”“猿类”等）。
对文艺复兴后的犬儒主义演变，文化批评家凯尔德维尔写道：“18世纪初，犬儒主义的现代定义已经出现，现代犬儒主义的特点已经不只是挑错、尖刻、嘲讽，而且更多的是苦涩和怨愤……到了19世纪，终于有了这样对犬儒的定义：‘犬儒：倾向于嘲骂和吹毛求疵’。今天的犬儒经常是一个不相信人类会有真诚行善动机和行为的人，也是一个习惯于用轻蔑和嘲讽来表达这种不相信的人。”今天，几乎所有对犬儒主义的字典定义都与19世纪时的定义大同小异。犬儒的特征是不加分辨地怀疑和否定所有善意、善行和善良价值的可能。犬儒只相信人类的行为受自私动机驱使，因此总是朝败坏、邪恶、阴谋诡计的方向去猜度和确定他所看到的事物。犬儒主义成为一种不仅是“处事”（看待事物）而且是“处世”（看到世界，包括他们自己）的生存方式。《韦伯斯特大辞典》对犬儒的现代定义是有代表性的：一，挑刺、嘲笑、讽刺；二，不相信或装着不相信普通人接受的道德价值观和人类行为真诚的善良动机，把自私自利认作唯一可能的动机；轻蔑、鄙视、嘲讽的怀疑和不相信。
尽管这些可以说是现代犬儒主义的基本特征，但是，实际情况中的犬儒主义要复杂得多，而且还在不断变化。更重要的是，尽管犬儒主义的基本特征是“不相信”，但不同制度下犬儒主义的“不相信”是有不同对象的，苏联社会中的犬儒主义因此与美国的犬儒主义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例如犬儒主义在美国困扰的是民主政治，许多美国人不相信民主真的有那么好，因此失去了公民参与的信心和热情。民主制度中的犬儒主义会削弱民主，专制制度中的犬儒主义也不利于民主的变化，但主要是在起安全阀，以及协助和加强专制的作用。民主制度中的民众可以不用害怕地说出他们的不相信，无须装作相信。但是，在专制制度中，人们即使不相信，也还得做出相信的样子，被迫加入他们并不相信的假面游戏。前一种是比较诚实的，大大方方的犬儒主义；后一种是戴面具的、躲躲藏藏的犬儒主义。从彻底和危害程度上说，假面的犬儒主义都超过了诚实的犬儒主义，是一种更彻底的犬儒主义，它会深入到整个社会的国民文化肌理之中，人们以虚伪应对伪善、以假装对付谎言、以假面迎合伪装，因此把犬儒主义推向极致。这是一种更加复杂多变、化身隐形、狡黠机灵的犬儒主义，也是特别值得文化研究透视和剖析的那种犬儒主义。
抵抗的犬儒与顺从的犬儒
假面社会里的犬儒者们揣着明白装糊涂（“难得糊涂”），明明在心里不相信，但却还公开做出相信的样子。他们戴上自己参与制作的假面，顺从地配合统治者的愿望表演。这是一种将顺从和抵抗合为一体的犬儒主义。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中称此为“蒙蔽对手”的策略。他写道：“有些情况，保持沉默还不够，沉默可能被认为是主动招供，那时候就不应有丝毫犹豫，不仅要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来蒙蔽对手。那时候就得宣布一切能取悦对手的信条，参与所有被认为是最荒唐的仪式……终于，在蒙骗对手后，使对手在其错误中越陷越深的同时，使其承受应得的羞辱和精神痛苦。”这可能只是一种精神胜利法，但它却能“让践行它的人感到自豪，因为有了它，践行者才能把自己提升到超越被蒙骗者之上，并持久获得比对手优越的地位，哪怕是部长或有权有势的国王。……你表面上还在被你巧妙欺骗的强权者脚下颤抖，但你的眼睛却闪闪发亮。你在光明中走在敌人面前，你嘲笑一个愚蠢的家伙，解除了一头危险野兽的武装。这一下获得多少慰藉！”
犬儒者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因为感受到制度环境的外力威胁和危险，不得不如此。公开表示怀疑和不信会招惹麻烦、排斥和歧视对待，甚至政治报复，人们是因为害怕这样的后果才假装相信的。开始的时候，这经常是一种防卫性的自我保护手段，但是，它很快把任何人都看成是实际的或潜在的对手，不相信任何人可能有善良的行为动机。它坚信，私利是人类唯一真实的动机，出于隐藏私利的需要，谁都不会说真话。所有那些表明自己说真话，或鼓励别人说真话的人，他们一定是出于比一般人隐藏得更深的私利动机，是想要博得好名声或是另有好处。这种动机判断在一个本来已经腐败的社会里更加具有说服力和传染性，形成和加剧一种谁都不信任谁，人人相互怀疑、相互鄙视的犬儒文化。
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在《俄罗斯人》一书里就记叙过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这种犬儒文化。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干朽般的不相信”（a dry rot of disbelief），看上去还挺结实，其实是早已十分脆弱。有一次，“一位朋友对我说，中央委员会机关里的干部……都在嘲笑他们的上司，对这个制度完全是犬儒的态度”。许多干部偷偷给孩子行了宗教洗礼，“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SvetlanaAlliluyeva）就皈依了宗教并与异见人士交上了朋友。她的叛逃在西方引起震撼，一个原因是，西方人根本看不透所谓信仰者的硬纸板面孔”。硬纸板面孔就是每个人都戴着的假面，史密斯认识一位一开口就说官话的苏联人，但是后来一位美国朋友告诉他，这个人曾私下偷偷托他帮助移民美国，“原来他那套精明的政治不过是个门面”。
苏联人犬儒的特征不仅是假面，而且是对政治极其冷漠，那不是一种憎恨，而是完全漠然和根本无动于衷。史密斯对苏联各地到处可见的政治标语感到新鲜——“后来一位翻译很小心地走到我身边，低声说：‘我听说你在议论那些标语，但你要知道，我们俄罗斯人其实看不见那些标语。它们就像是树木一样，不过是风景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去留意。’”史密斯发现：“对于这些消极抵抗，这个制度也没有什么办法。它所要求的就是每个人都参与在政治仪式之中。”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对史密斯说：“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兼得。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判断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
苏联人讨厌开会，台上领导冠冕堂皇地讲话，台下各做各的事情。一位国防工厂的领班对史密斯说，“非得抓住那些人的脖领子才能逼着他们去开会……我们厂里总算还有办法，因为他们需要有退勤的时间卡，不然门卫不会放行。开会的日子我们就不发退勤卡……我知道有一处工地，那里是在发工资的日子开会。人人都来开会，因为开完会才发工资。”一位高级编辑对史密斯说，当政的都是没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他们所要的是权力，纯粹是权力”。社会上的人都知道这个，都不再相信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而且对各种事情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场合，他们却照旧举手拍掌，重复着官方的陈词滥调。“有人在谈‘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关键是第三年’。其他人明明知道这毫无意义，但照样神情严肃地听着，并重复同样的口号。这只不过是逢场作戏，可是你必须去玩它。”
人们玩这个假面游戏主要是为了自保，但是，这是一个毒害人际信任和相互尊重的犬儒游戏。一位名叫图尔钦的建筑师对史密斯说：“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觉得有罪。他们无法了解，他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们感到不得不攻击他以安慰他们自己的良心……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他们觉得每一个地方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演戏。他们好像妓女一样，因为自己是妓女，便认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诚实，根本没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异议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谎的骗子。” 图尔钦对这种犬儒主义的政治危害非常担忧，他认为：“这种犬儒主义给当局帮了大忙。由于人们普遍互不信任，利用这一点，就能把不听话的异议人士排斥于社会之外。虽然人们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听西方的电台，但只要普遍存在着这种犬儒主义，他们就会认为那不过是另一派的欺骗性宣传，所以也就不必当真了。这种犬儒主义提供了极权国家今天的稳定，以代替斯大林时期的大规模恐怖。”
俄裔美国人类学家阿历克赛·尤恰卡（Alexei Yurchak）在《完蛋之前，什么都万岁：最后一代苏联人》一书里指出，这是一个靠“说”（talking）维持的制度，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人，在用“说”构筑起来的世界之外，不知道存在什么“真实的世界”。说的世界是真实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也都在某种程度上这么相信。苏联垮了，显示那个“说的世界”变了的，是人们不像以前那么说了，“令人惊讶的是，当一个制度赖以存在的话语环境改变了的时候，这个制度也就一下子土崩瓦解了”。
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原来的话语环境依然存在，但却是苏联政治笑话最为流行的时代。尤恰卡在《晚期社会主义的犬儒理性：权力、假面和政治笑话》一文中指出，整个社会都知道官方的那套说辞不过是在为权力装扮门面，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都在津津有味地流传讽刺挖苦现状的政治笑话和段子，因此，“解读无权者所说的政治笑话便成为了解他们与权力的关系和对权力看法”的特殊途径。尤恰卡在苏联政治笑话和段子里看到的是一种混杂着不满与顺从的“犬儒理性”。当时的苏联人“都知道官方的意识形态说辞基本上都是假话，但却同时又把它当成了不可改变和永远如此的东西”。他们满足于说政治笑话，把说笑话当作对不良现实唯一的“正常人”反应，而把对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批判视为“神经病”行为，要么就是为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私利，要么就是对改变现实太想入非非。他们热衷于交换对现实不满的讽刺笑话，但笑话引发的却只是“苦笑”甚至“傻笑”，而不是来自成功抵抗和思想解放的那种自由而开怀的欢笑。
尤恰卡用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对批判型犬儒主义（kynicism）与顺从型犬儒主义（cynicism）的区别来区分两种不同的政治幽默。在苏联，说政治笑话的大多是斯洛特迪克所说的那种顺从型犬儒（cynics）。在斯洛特迪克的区分中，批判型犬儒（kynics）是那些“敢于公开挑战流行谎言”，像狄奥根尼那样公然叫板社会规范和道德的犬儒。斯洛特迪克认为，苏联不是雅典，苏联人面对的并不是什么受到人们普遍尊重的规范和道德，而只是“一种‘犬儒化’的意识形态，它之所以还在统治，并不是因为人们真的相信它……而是因为他们在装作相信”。在这种情况下，“谁都知道假面后面藏着一张怎样的真面孔，但是，除了装作相信那假面孔是真面孔之外，别无选择……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无力抵抗官方意识形态，不仅如此，每个人也都承认无力抵抗自己对这个意识形态的假装支持。斯洛特迪克称此为‘停止抵抗的幽默’，齐泽克称其为‘极权下的发笑’”。
苏联时代的笑话是普通犬儒文化的一部分，它包含着对现实的种种不满，但是“它并不揭露官方权力，所以人们对这个权力还是无所知、无所思……这些笑话同时揭露了人们行为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清楚意识形态是谎言，一方面却又在假装相信这个谎言”。他们暗暗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知道官方在说谎，但也有充分的理由做出好像不知道，甚至想都没想过的样子。”这种犬儒伪装也存在于其他压迫性的制度和文化环境中，例如，历史学家詹姆斯·斯考特（James C. Scott） 在《统治和抵抗的技艺》中分析的马来西亚下层农民的“弱者反抗”手段就是这样，这些手段包括装傻、假戏真做、与权力玩捉迷藏、胡调、没正经、捣糨糊；还包括伪装忠心、造谣、传播小道消息，表面假装恭顺，背后嘲笑、讽刺、挖苦。弱者在大多数的时候沉默无声、装聋作哑，却暗暗诅咒和使坏。文化研究者在同性恋的“敢曝”反抗中同样发现了这种逆来顺受的怨愤、无厘头搞笑、阳奉阴违、自我羞辱和玩世不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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