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畹滋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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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与文人——“文化人的分野”之三

摘自《斯文:帮忙、帮闲、帮腔、帮凶及其他》

一  学者与学人

要说清楚何为学人,先得弄清楚何为学者。一般地说,学者,就是“做学问的”。学人当然也是。但,这仍是“职业身份”,不是“文化类型”。讲“文化类型”,还得刨根问底,即:我们为什么要有学者,要有学术研究,要有人“做学问”?

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人是“文化的存在物”。因此,知识要传授,文明要传承,文化要传播,所有的人都要学习。这就要有人专门从事这类工作。此为“学”。第二,人类社会,总会有问题。有“人与自然”的问题,有“人与社会”的问题,还有“人与人”的问题。有问题,就得有人来研究,来解决。这才有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此为“问”。前者关乎知识,后者关乎思想。合起来,就叫“学问”。

学与问,哪个更重要?问。传授、传承、传播、学习,一般学者,甚至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都能做。但,他们在做这些工作时,未必都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更未必都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做到这四条的,是学人,也只能是学人。

这,大约就是学人与学者的区别。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有诚实的态度,坚实的基础,足够的知识,能够“传道、授业、解惑”,哪怕一辈子都出不了成果,也是学者。学人却原则上必须有成果,至少得有问题。当然,问题可以有大小,成果可以有多寡。比如古籍整理、版本校勘,也许只是弄清楚了一个字、一处断句,也是成果。发表的方式,也未必一定得是论文和专著。比如注释,比如札记,比如散论,比如随笔,均无不可。他甚至可以藏之名山,不予刊布。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更不能“以方式论是否”。

何况对于学人而言,问题又远比成果重要,因为他们首先是“问题中人”,甚至是因问题而生的。因此,凡学人,必有“问题意识”。他们总是能察觉到,哪儿有问题;正如诗人总是能感觉到,哪里不对劲。故诗人敏感,学人敏锐。我们甚至可以极而言之,一个人,只要能发现问题,哪怕不能解决,没有成果,也是学人。

也因此,真正的学人,一定是想问题的。他们还一定是真有问题,才去做研究;真正有所得,才去写论文。为了评职称、混饭吃,或者完成任务,不惜制造“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的,不但不是学人,连学者或学匠都不是。这一类,跟“为文造情”的,没什么两样,只能算作学术界的“辞人”,或曰“伪学者”。而且,由于此类人物往往既无才气,也无才情,只会写八卦文章和官样文章,还不如文人。

不过这样说,也有麻烦,因为文人也琢磨问题。他们不但爱“提问题”,还喜欢“惹事端”,甚至不惜搅得风生水起。那么,学人与文人的分野,又在哪里?


二  真问题与伪问题

学人的标准有四个:真问题,实证据,无成见,有逻辑。

前面说过,学术研究的前提,是要有问题。发现了问题,提出来,再加以分析,或者解决,或者存疑,这就是研究。因此,问题是关键,而且是关键的关键。

据此,我们可以把学者分为三类:学人型的,文人型的,匠人型的。学人的问题,都是真问题。文人的,是伪问题。匠人提不出问题,只能重复别人的。好一点的,重复学人的真问题;差一点的,重复文人的伪问题。

什么叫“伪”?就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有两种。一种是能够解决问题。或者能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能解决理论问题,都算。另一种,是虽不能解决问题,却能够活跃思维,启迪智慧,也有价值和意义。这两种,都是“真问题”。

可见问题的真假,与是否能够得出结论无关。更不能要求这结论,大家都接受,成为公认的真理。比如人性是善还是恶,就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永远得不出结论。但,孟子从“人性向善”出发,呼吁呵护善;荀子从“人性有恶”出发,主张防范恶;韩非认为“人性本恶”,得出“制度比人可靠”的结论。这三种意见,都有积极意义。他们的辩论,也能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所以,人性善恶,是“真问题”。

伪问题也不是怪问题。比如“天会不会塌下来”,在不明白宇宙结构之前,是可以思考,也应该思考的。所以,杞人忧天并不可笑。英国甚至设立了“搞笑诺贝尔奖”。其宗旨,是“表彰那些不能也不应该被重复的科学研究”;其意义,则在于让人们“先是大笑,然后开始思考”。结果,俄裔荷籍物理学家安德烈·海姆,在2000年获此“奖项”。十年后,又获得了201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伪问题,则一点价值都没有。比如“曹雪芹的祖先是不是曹操”,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芹圃确为魏武之后,《红楼梦》就可以看作《三国演义》,宝玉就是阿瞒搞“穿越”?

不过,做这种研究的,好歹还是学者。因为他们的态度十分认真,论证也极为严谨,只不过因为“考据癖”,不慎或不幸把伪问题当成了真问题。换言之,此案是“伪问题,真方法”,故至少可以看作“学术训练”,或“操作示范”,只是学费高了点。


三  从“扯淡”到“脑残”

如果说某些学者,是“认真的扯淡”;那么,文人则多半是“扯淡的认真”。区别何在?前者问题是假,证据却是真;后者则问题和证据都假,甚至没有证据,不是问题,但听起来头头是道,说起来振振有词,所以叫“扯淡的认真”。

比如质疑,在学术研究和公共事务中,原本都是很正常的事。然而现在,只要有人提出质疑,就马上有人追问动机。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质疑者的怀疑,是否合理;证据,是否属实。是则是,不是则不是,与动机何干?就算质疑者“动机不纯”,难道有道理就成了没道理,有证据就成了没证据?反过来,如果质疑者态度很好,被质疑的就一定有错误,有问题?都未必。既然未必,问他做甚?

何况质疑者的动机,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你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就算你料事如神,未卜先知,请问又如何求证?使用测谎仪吗?
诸如此类,既没有意义,又不能证明,就是伪问题。但,文人的伪问题,是不需要证据的,因为反正是扯淡,是搅局,是转移视线,是胡搅蛮缠。因此,道听途说,街谈巷议,或者“听圈内朋友在餐桌上讲”,都可以算是“证据”。只要讲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就行。这是典型的“文人思维”。

学人则相反。没有证据的话,是不敢说的。证据不足,也不敢妄下结论。使用“孤证”,在学术界是犯忌的。证据不全,断章取义,割裂上下文,也犯忌。指鹿为马,更不可以。这就是所谓“实证据”。做不到这三个字,就不是真学人,或者是“文人型学者”。

不讲证据的,多半也不讲逻辑。学人说话,虽未必都对,但逻辑上总能“自洽”,起码“自圆其说”。文人则不管这一套。要讲,也是“中国逻辑”。比如张三质疑李四,王五有不同意见,则王五必定是帮李四的。可笑!王五为什么一定得帮谁?他就不能就事论事吗?

又比如有人说,中国和西方,应该互相学习。现在西方并不学中国,所以主张向西方学习的,都是“汉奸”。还有人说,中国有中国的问题,西方有西方的问题。你如果只批评中国,不批评西方,也是“汉奸”。

这是很带欺骗性的说法。因为“相互学习”和“都有问题”并不错。但,人家学不学,是人家的事,我们为什么要管?你管得着吗?还有,自家人感冒了,我当然要着急,为什么要先管人家拉不拉肚子?你说你是“爱国者”,请问你爱的是哪一国?

很明显,文人的这套“逻辑”,虽然都不堪一击,却颇能蛊惑人心,甚至批量地生产“脑残”,因此非予以批判和揭露不可。

四  泾渭分明

文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正如刘勰所云,他们的特点,是“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文心雕龙·情采》)。夸夸其谈,自然不要证据;沽名钓誉,自然不讲逻辑。

这也正是其本性所使然。因为所谓“文人”,原本就是帮腔和帮闲,充当喉舌或打手的。帮腔说官话,帮闲说闲话,喉舌念稿子,打手听命令,哪里用得着去管问题的真假,证据的虚实,以及逻辑的严密?当然也不可能“无成见”。相反,他们的说法,都是结论在先、主题先行的。也就是说,预设一个前提或结论,然后去“论证”,还得“貌似正确”。这就只能牵强附会,不讲证据;强词夺理,不讲逻辑。

学人正好相反。他们做研究,是因为自己发现了问题,又需要明白真相。这就不能预设立场,也不能带成见和偏见。这当然很难。尤其是对自己长期研究的对象,日久生情,难免偏爱和溢美。这是所有做学问的人,包括我自己,都必须高度警惕的。

但,真正的学人,必须对所有的研究对象,都一视同仁地既“无罪推定”,也“无功推定”。然后,再根据事实和逻辑,是其是,非其非,问其故,存其疑。宁肯没有结论,也不妄言是非。因此,如果说学人有立场,那也只能是客观、公正、理性,坚持科学精神。

什么是“科学精神”?就是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分析精神和实证精神的总和。文人是没有这些精神的,虽然看起来好像也有。但,他们的怀疑,其实是疑神疑鬼;他们的批判,其实是上纲上线;他们的分析,其实是胡搅蛮缠;他们的实证,其实是捕风捉影。总之,文人夸大其词,学人实事求是;文人信口开河,学人深思熟虑。

故,凡学人,必严谨。严谨不是没有硬伤,不犯错误,而是有账必认,有错必纠。严谨也不是呆板。学人的文章,也可以写得风趣俏皮、神采飞扬,但必有内在逻辑和充分证据支持。他们的结论也未必正确,但定能发人深省、引人深思、令人回味。如果辩论,则不但尊重事实,尊重逻辑,还尊重对手,绝不会搞人身攻击,更不会扯到私德上去。也因此,真正的学人,只有学派,没有帮派。道不同,亦可与谋;道相同,也不腻在一起。

文人则相反。他们也读书,也有学问,否则无以为文。但没有或缺少“学养”。有学无养,说话便不靠谱。文人也讨论问题。但他们的问题,多为“谈资”。故文人对“伪问题”最有兴趣,因为可以扯淡。文人当然也有圈子。但他们的圈子,多为拉帮结派。其特点,是党同伐异,再加互相吹捧;其表现,则是亲密无间,又非常容易反目为仇。因为文人都是“爱憎分明”的,而他们的爱憎,又往往因于一己之私利,或一时之情绪。

学人与文人,岂非泾渭分明?

不过,更重要的是,学人和诗人,骨子里都是士人。因此,只有弄明白了什么是士人,文化人的分野,才能彻底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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