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犬儒主义面面观（下）
摘自《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主义文化》
无权者的犬儒和有权者的犬儒
有权者对无权者的两个“明目张胆”构成了具有特色的权力犬儒。第一是它明目张胆地剥夺了无权者的自由权利，第二是它在剥夺之后，又一再以谎言欺骗他们，明目张胆地把他们当傻子，当弱智。第一个明目张胆是欺负无权者的无力反抗，第二个明目张胆是欺负无权者的无处发声。美国革命先贤托马斯·潘恩说，当一个人已堕落到宣扬他所不信奉的东西，那么，他已经做好了干一切坏事的准备。 这样的人不仅是一个恶棍，而且是一个犬儒主义的恶棍。这种权力的犬儒是非常傲慢的：我就这么对待你，你能拿我怎么办？由于傲慢，它的压制和欺骗手段都很粗糙，连骗人都经常是敷衍潦草，懒得谨思慎行，“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由于长久被这样对待，无权者的对策是，不管你怎么说，反正我不信，你越说得一本正经，我越拿你当笑话。这是一种犬儒的对策，是腐败社会生活中许多人从生活中习得的防卫欺骗上当的生存策略。
伦理学家博克（Sissela Bok）指出，说谎的人都希望搭诚实的便车，也就是，希望别人都诚实。别人都诚实，自然也就不会疑心他是在说谎。在犬儒社会里是没有这样的诚实便车可搭的，因为人人都是识谎和说谎的高手，谁也骗不了谁。人们只是在自己需要装作诚实或需要装作相信别人诚实的时候，假装看不见谎言而已。博克指出：“欺骗和暴力都是对人的蓄意侵犯，都是强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暴力造成的伤害，欺骗也都能造成。但是，欺骗的作用更加微妙，因为它不仅作用于人的行为，而且也作用于人的想法。”欺骗的伤害不仅是对个人的，也是对全社会的，其结果便是整个社会的犬儒化。
在一个人们不能互相信任对方是在说真话的社会里，会出现一种怪异的人际“信任”。信任是一种对他人行为的预测，如果人们不能互相预测说出真话，那么他们便会总是疑心或觉得对方是在说谎。这是一种犬儒式的预测，一种基于必然谎言而非可靠真话的“信任”。人类无法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可预测的世界里，人们普遍理解的信任是建立在不说谎上的。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说，就算是魔鬼，他们之间也互不说谎，因为地狱的秩序也是要靠真话来维持的。但是，犬儒社会改变了这种最低程度的真话秩序。博克指出，政府（也就是当权者）对此负有主要责任，“政府构建起巨大的、自动推进的欺骗机器，……如果以惯于说谎著称，是自毁也是祸害，与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描述的洗脑效果相似：‘人们普遍注意到，长期洗脑的必然结果就是犬儒主义，不管真相如何，绝对不相信任何事情有真实可言。换言之，不断地、全面地以谎言代替真实，其结果不是人们会把谎言当成真实，或者真实会被污蔑为谎言，而是我们用以理解真实世界的意识——其中包括真与假的区别——会被完全摧毁。’”
阿伦特所说的犬儒主义包括有权者的犬儒和无权者的犬儒，它们既是互不信任的对手，也是加剧和维持犬儒文化的合谋。美国社会学家戈德法勃指出，有权者和无权者的犬儒主义都不把社会规范和法治当一回事，都不相信法治能对公民起到道德教化和社会优化的作用。这两种犬儒主义的区别在于，有权者仗着手里的权力和为了谋取更大的权力，在不需要时就随便无视和糟蹋法规，而在有需要时则又像变戏法一样随心所欲地制定出来。法规变来变去，无非是有权者用来巩固和加强统治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无权者看在眼里，更加觉得自己无权”。
无权者不是傻子，知道法规不过是有权者谋求私利的玩物和欺骗把戏。他们心怀怨愤，却又无可奈何。他们不只对不公正的法规抱有反感，而且对公共规范和法治观念本身失去信心，不再抱有希望。不管法规是否合理，无权者都只是在表面上表现出服从的样子，心里却充满了鄙视和怨恨，一有机会便我行我素、胡作非为。他们这么做，并不觉得有什么道义上的亏欠，因为制定法规的有权者自己也是在胡作非为，只是手段更巧妙、更道貌岸然而已。无权者即使遵守规范和约束，也不是出于什么义务心或责任感，而是害怕不遵守的后果和惩罚。马基雅维利说，害怕是比爱戴更有效的统治工具，这话很适合今天的犬儒社会。有权者和无权者的犬儒主义总是在恶性循环，形成一种恶吏统治刁民的强制性秩序，稳固这一秩序的唯一办法就是层层加码的所谓“乱世用重典”。
戈德法勃因此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和对待无权者犬儒主义的问题。如果我们认为无权的大众天生就是素质差、无教养、不可救药的群氓，认为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犬儒主义，成为清醒自明、有自我管束能力的现代公民，那么，我们自己就会陷入一种自以为是的“嘲讽者犬儒主义”（mocking cynicism）。这样蔑视和嘲笑大众犬儒主义，是高高在上者的傲慢。它看不到的是，下层的无权者可能是在用大众犬儒对抗现有的不公正规范和制度，以此表达他们对有权者道貌岸然、玩弄制度、把持规范的不满。民众不是没有要摆脱伪装和要过真正道德规范生活的愿望，他们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期待和失望，才彻底放弃了希望，变得犬儒而死活不再相信的。戈德法勃说，不能只看到无权者的犬儒而忽视当权者的犬儒。当权者玩弄规范和无视规范，这是造成无权者不相信规范的根本原因。如果一味责备和讥讽无权的犬儒大众，“这种讥讽本身就很犬儒，也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
在不同制度中，大众犬儒主义与有权者犬儒主义的关系不尽相同。在民主制度里，有权者犬儒主要表现在政客个人的言行中，其最大特点是“公开化的欺骗和明知实现不了却照样随便信口许诺”。为了争取选票，政治人物不负责任地向选民许愿，不当利用，甚至滥用民众所怀有的理想观念（民主、自由、美国梦），把这些美好的理念变成空洞的说辞，而民众则由于不断的失望而走向犬儒。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说，政客为了自己赢得权力，不惜“把被统治者的良心都挖干”，政客们自己不相信，但却要别人相信他们的美丽言辞，结果使民众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终于对什么理念都不再相信。在民主社会里，民众丧失政治信念是一种极具破坏性的犬儒主义，它导致许多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抵制和破坏重要的社会议题，如信仰、理性、乌托邦、改革，它颠覆了我们对重要观念的思考：自由、权威、自我、变革、稳定”。
在威权和专制社会里，有权者的犬儒主义主要表现在官方宣传中，同样也对民众的政治信念造成巨大的破坏。王蒙在评价王朔的玩世主义时表达过这样的看法：“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至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其次才有了王朔。”戈德法勃对这种大众犬儒有亲身的观察和体验，他写道：“在东欧旅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无处不在的宣传招贴和标语牌，写的都是革命口号，还有许多歌颂革命工农兵的公共纪念碑。意识形态的热情展示在报纸、杂志和流行书籍的语言里。但是，如果你居住一段日子，听听老百姓在说什么，就会看到巨大的裂痕。官方的语言和说辞很少出现在人际交谈中。……按照我们的观察，老百姓过日子……即使是为了争取工作上的升迁，也并不使用这种语言。”明明知道老百姓无兴趣，有反感，但为了展示和巩固权力，不断重复一种假大空的语言，这便是东欧的有权者犬儒主义。
官方宣传的说辞与现实之间可以是完全脱离的，民众看到这个脱离，看穿了宣传的虚伪不实，但是却不能公开说穿。这样的宣传鲜有成效，官方高层也知道这个，为了改善宣传效果，他们会时不时要求各级领导改良“文风”或“语言”，其实问题是出在没有民众能认同的真实内容。当时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都曾经是美好的理念，但它们都与普通人的实际经验差距极大，老百姓只是在政治笑话里才会拿它们来正话反说、揶揄和恶搞。有这样一个苏联笑话：苏维埃悲观主义和苏维埃乐观主义的区别是什么？苏维埃悲观主义认为，情况不可能变得更糟，而苏维埃乐观主义则认为，情况还会变得更糟。官方说苏维埃意味着更美好的明天，民众笑话里用到了“苏维埃”，但却是为了嘲讽和挖苦。
像这样的政治笑话之所以成为一种大众犬儒主义，是因为它是权力犬儒主义的衍射和被动反应，并不是独立思想批判的结果。历史学家艾什（Timothy Garton Ash）指出，这样的政治笑话“往往是一种安全阀，一种发泄形式和力不从心的表达。当你不能采取实际行动时，只好口头说说而已”。不自由状态下的政治笑话只是一种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众生活领域的诚信危机以及官方话语的伪善，但它却不是在说真话，更不是一种公民们公开表示异见的方式。犬儒式反抗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是极为有限的。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宗教领袖勒纳（M. Lerner）指出，“犬儒主义不像理性怀疑主义那样相信人可以改变世界。”对犬儒主义的批评， 其合理性必须从民主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来理解。民主公共话语空间既不排斥犬儒式怀疑，也不排斥理性批评，但是只有理性批评才对民主公共话语空间有建设性的贡献。
习惯性犬儒与知识分子犬儒
现代犬儒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看穿”：看穿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都不可能公正（总是为某些人的私利服务），看穿一切价值的矫饰和虚伪（无非是被某些人利用来掩盖他们的私利）。犬儒主义之弊不在于“看穿”，而在于“看穿一切”。不加分辨、不分青红皂白地看穿一切，这就会变成不加思考、没有判断，只凭条件反射的说“不”。这样的犬儒被称作习惯性犬儒（routine cynicism）、不思考犬儒（unthinking cynicism）或永动型犬儒（perpetual cynicism）。凯尔德维尔就犬儒主义的“看穿一切”之误写道：“犬儒主义在（社会文化）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能洞察所说的与所做的不符，这经常是有用的，也是适宜的。但问题是，习惯性犬儒一概而论，无视那些能够言行一致的人们。 习惯性犬儒丧失了判断犬儒何时适宜何时不适宜的能力。他是一种自动的犬儒，对善和恶之间灰色地带的细微变化完全没有感觉。”习惯性犬儒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怀疑，什么时候应该信任，什么情况下可以怀疑，什么情况下要守护信念。
人们习惯性地犬儒，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就什么都怀疑，什么都不相信，而是一种经验性的定型结果。人是因为不断抱有希望，又不断失望和幻灭，最后才索性放弃希望，成为犬儒的。可悲的是，犬儒看穿一切，也看穿了自己的希望，把自己逼进了绝望的死角。犬儒因此同时是环境和他自己的受害者。凯尔德维尔指出：“屡屡失望能自动产生犬儒主义……犬儒以前什么都见识过了。这么多的规划，解决方案和理想都提出来过，屡试屡败，这么多的承诺，无不都是空洞的口惠。……终于只能用犬儒主义对待任何事情。还要多说什么？干嘛还费心思去想它？肯定不会有结果。……犬儒一旦成为习惯，变成自动而不加思考的反应，再有根据，再逻辑合理的说服，想影响它也都是枉然。”通过公共对话，说理可以帮助愿意思考的犬儒变得不那么犬儒，但对习惯性的犬儒却毫无作用。
习惯性的犬儒处处只看到危险，这会造成人的生存危险意识错乱，为求安全而把一切都视为危险的人反而会更不安全。传媒学者亚乃特（Ronald C. Arnett）和亚勒森（Pat Arneson）在《犬儒时代的对话文明》一书里称习惯性犬儒为“在思考具体情况之前就做出的反应”。习惯性犬儒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使人丧失对生存安全条件的判断，“习惯性犬儒使我们对朋友的善意视而不见，无法察辨生活里的真正危机，也不知道到底应该关注哪些看法，并做出何种反应”。这两位传媒学者看到，犬儒主义有时候是一种“求生的心态”（survival mentality），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合理的作用。他们反对的是习惯成自然，在不思考状态下的非理性条件反射，他们称之为“习惯的、平庸的、不加思考的犬儒主义”。
习惯性犬儒在网络上随处可见，许多人几乎对所有的事情都有即刻看穿和否定的习惯。他们无需了解事情原委，也不用思考，更不要说深入思考了。他们当中有的成为“用脚后跟想都知道”的犬儒。这样的犬儒不仅自己不思考，而且对别人的思考也极为鄙视和反感。他们可以毫不迟疑、十足确定地否定任何思考的结果，将其看穿为“公知”“叫兽”“砖家”的胡说八道。这样的犬儒有它反智和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经验基础和根据，它本身可能是对社会中存在的学术犬儒、知识犬儒、学院犬儒等的直觉反应，是某种程度上真实生活经验的产物。
在我们今天的现实世界里，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教授、专家在说假话，用所谓的“学术”来取悦和投靠权力和当权者，谋取私利。他们以貌似高深、渊博、精致的理论包装普通人用常识就能看穿的谎言，有的甚至还相当“富有创意”，善于“理论更新”，或有“理论建树”。普通人没有能力用理论去驳斥和对抗他们，最简便有效的反抗方式就是全然不相信，全然否定所有的专家意见。习惯性犬儒的人们经常对抽象的理论本来就没有兴趣，只关心自己日常经验和感受范围内的事情，他们所依据的是自己的常识。小贩邓正加被城管用秤砣砸在头颅上致死，法医说是“外力作用”导致死者“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像这样的“专业意见”违反一般人的常识——砸人头，死了人，不能怪人家头颅生得不好，也最容易造成普通人对专家和专家意见的习惯性犬儒。
专家、学者们的意见本来应该是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结果，而不应该以服务权力为目的。他们的犬儒主义在于一面明明知道知识应该独立（他们也假装自己是独立的），一面却又蓄意讨好权力，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却依旧坦然为之。他们随时准备为权力人物的一时政治之需提供“理论支持”，而在他倒台时，树倒猢狲散，犹如一群趋炎附势的食客，一哄而散，并无一人出头护主。重庆“唱红打黑”期间一些学者、教授闻风起舞，打造“重庆模式”理论便是一个例子。学者荣剑对此评论道，“当今学人在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趋炎附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情有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梅兹拉（David Mazella）在《现代犬儒主义的形成》一书里指出，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主要是政治不自由的结果，不仅是由于个人言论自由受到限制，而且是由于他们自己在意识形态上先已经画地为牢，自行限制了自由思考的可能。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中，尤其容易出现一种不管对手有什么理由，一概自动说“不”的知识犬儒主义。它表现为“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或者‘敌人’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一种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常见的犬儒主义。例如《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之一宋强在接受《经济学家》杂志采访时说，全世界人民当然都渴望自由和民主。记者问宋强，这不正是美国人要说的吗？宋强答道：“即使我们有错误，我们也不需要压迫者（美国）来给我们指出。”他习惯性地预先设定批评者是“敌人”，所以不管批评得对不对，都断然拒绝，不予接受。就接受习惯性的犬儒主义而言，知识分子和普通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政治意识形态主导一切，权力可以操控一切的社会里，不存在所谓的“独立学术”，尤其不存在独立的人文学术。一些知识分子因为不得已而做“纯学问”，是一种憋屈的学术自宫。这种一开始是逃避政治权力的“学术隐逸”，一旦有目的地转变为在政治、社会问题上以沉默来践行顺从和不惹麻烦时，也就变成了一种怀着憋屈装清高的犬儒主义。它以不反抗的“正确理解”来假装“纯学术”是学人自己的自由选择，明知自己在体制里寄人篱下、忍气吞声，却照样能沾沾自喜、自得其乐、自鸣得意，甚至觉得自己，在学问上高人一等。也就是这样，“纯学术”被当作无可非议的“学术价值”，在学界被宣扬和传授。
权力随时防范着学术，设置重重障碍。但是，由于“学术”对权力有利用价值，所以还会被允许存在，甚至加以鼓励。当然，首要的条件是学术必须无害于权力统治，而最受犒赏的则是有助于或能配合权力统治的学术。权力的威胁与利诱造就了体制性的“学术犬儒”，它往往是一种在清醒状态下的装傻——一面自嘲，一面配合体制，积极自我审查；一面咒骂，一面迎合体制的无理要求；一面鄙视不懂学术的顶头上司，一面顺从他们的领导权威；一面嘲笑，一面参与为官员授予各种真的假学位和假头衔。
政治权力制造了滋生和繁衍学界犬儒的环境。但是，正如梅兹拉指出的，知识分子犬儒不单纯是为权力服务，而且是为“以某种说法来代表‘人民’的权力服务”。也就是说，他们不仅为权力服务，而且还要证明他们为之服务的权力是公正而正当的，是值得为之服务的。这样一来，他们的服务便有了正当性。为了证明权力是公正、正当，甚至是一种最合理、完美的权力，知识分子往往需要在政治、社会、文化理论上有所创新和发明，最能胜任此项任务的便成为创新型犬儒。如果说习惯性犬儒是大众犬儒的特色，那么创新型犬儒便是知识分子的专长。
创新型的犬儒是一种“知识犬儒主义”（intellectual cynicism），这些犬儒人士都受过高等以上的教育，有相当的思考和知识能力，拥有学者、教授、专家、作家、记者、媒体人的体面职业。他们当中，有的一面厌恶体制，一面却在其中做各种“纯学术”表演，甚至不惜弄虚作假，为职务升迁、为“受重视”或为一点课题经费使尽心计、百般讨好、颠倒黑白。还有做政治投机生意的，如那些在唱红打黑的日子里“奔向重庆”的头面知识分子。
不存在一种脱离政治制度的，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中的犬儒文化，犬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甚至就是一种政治文化，越是在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里，越是如此。在不同制度中，犬儒主义看穿的对象和幻灭的内容会有所不同。而且，即使都是看穿和幻灭，也不会同样表露出来，有的可以公开，有的不能公开，必须小心翼翼地隐匿和伪装起来。假面社会里的犬儒主义是隐匿和伪装的，这使它成为一种有别于一般犬儒的变种，一种在特殊环境中转基因的犬儒。在普遍缺乏公开性、真实感、相互信任的社会里，转基因的犬儒会四处蔓延，不断变异。这种生活状态和社会文化本身就是深度犬儒主义的。深度的犬儒主义渗透在许许多多人的行为方式、处世原则、思维模式、生存策略、生活态度、话语习惯和人际关系中。然而，无论一种犬儒主义如何特殊，如何深度进入社会文化的肌理，它毕竟只是特殊群体应对特殊生存处境的生存手段，而不是人类的必然生存处境，既然如此，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和希望，它是一定可以改变的，它对公共生活的消极影响也是一定可以受到遏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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