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捉摸的微笑（3）
摘自欧文·亚隆《爱情刽子手·故事7》
人心难测
马莉的咨询时段是认知有其局限的明证。她、麦克和我都在现场，我们的经验却迥然有别而且无从逆料。那个小时就像是一组三联画。每一幅各自反映画家的观点、色调与顾虑。如果我事先告诉麦克更多与马莉有关的事，也许他那一幅会比较接近我的。然而，我跟她相处数百个钟头，该告诉他些什么？我的怒火？我的不耐烦？我因马莉缠身而产生的自怜？她的进展带给我的快乐？她本人的吸引力？我的知识好奇？我想要改变马莉的生命视野，教她反躬自省、梦想、幻想，拓展她的眼界的欲望？
问题是，即使我花几个钟头，把这些事都告诉他，我还是无法完整传达我与马莉共处的经验——即使差强人意也没办法。她给我的印象，快乐乃至于不耐其烦，都和我认识的人不尽相同。我试着用文字表达，找譬喻、打比方，总是力有未逮，顶多只是一度闪过脑海的许多意象，似曾相识罢了。
过程曲折益使真相难明。发明听诊器之前，内科医师把耳朵贴在病人的胸腔听心音。不妨设想两个人的心灵紧紧贴在一起，像草履虫彼此交换微核（Micronuclei）那样，直接转印对方的思想意象，这种结合势必无与伦比。
说不定千百年后这种结合能够实现，是则可以一劳永逸解决孤独，然而个人的隐私也将荡然无存。在目前，要臻至此种心灵相印的境界仍止于摘镜里花、捞水中月，克服不了重重的障碍。
首先，意象（Image）和语言之间就有障碍。心灵的思考是以意象为媒介的，但是要与别个心灵沟通却得把意象转换成思想，然后再把思想转换成语言。从意象到思想再到语言的过程，转换一次就失真一次。发生质变是必然的：丰富绵密的意象质感，原本是柔软又富有弹性，洋溢着隐秘又怀旧的感情色调，如今硬要把意象塞入语言的框架，原貌难辨实不足为奇。
伟大的艺术家为了传达意象，试图直接透过暗示、透过隐喻（Metaphor）透过语言造诣，以便在读者的心灵唤起类似的意象。但是，他们终究体认到工具力有未逮。且来听听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Flaubert，Madame Bovary）这部小说中的悲叹：
灵魂丰盈无比如光华泻地，化成白纸黑字却是一片惨白，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丝毫毕露表达他的需求或是他的思想或是他的悲伤；而人类的语言就像一个敲破了的水壶，我们原本冀望用水壶奏出可以熔化星辰的音乐，结果胡敲乱打为熊群伴舞。
我们无法全盘知道别人的心灵，还有一个理由：我们揭露自我是有选择性的。马莉求助于麦克乃是为了个人的目标，即控制疼痛和戒烟，因此在他面前不欲多谈其余。结果，麦克误解了她的微笑。我对马莉和她的微笑知道得比较多。但是我也误会了她的微笑：我所认识的她，只不过是她愿意而且能够告诉我或她自己的一小部分。
我有个病人，名叫杰伊（Jay），他接受我的团体治疗两年期间，很难得直接对我说话。有一天，他语惊四座，宣称——他的措辞是“自白”——他在小组讨论说过的话，包括他对别人发言的回应、他的夫子自道以及他说的气话和发的牢骚，全都是为我而说的。杰伊当众简述他的家庭生活经验。他渴望父爱，却从来没有——或从来无法——提出要求。他热烈参与小组讨论，却老是逮机会冲着我唱反调。表面上他是对全体组员发言，其实是透过他们一再寻求我的赞同与支持。
在他自白的那一瞬间，我所了解的杰伊粉身碎骨。一周，一个月，半年前，我以为已经了解他颇深，但是，我不曾见识过那个真实的，不为人知的杰伊。他自白之后，我得重整我心目中的杰伊，并且赋予过去的经验新的意义。可是这个新的杰伊，这个调换儿，会维持多久呢？什么时候又会有新的秘密宣布？多久以后他会再蜕一层皮？来日方长，我知道还会有层出不穷的杰伊。我永远不叮能追得上“真实的”杰伊。
彻底了解他人的第三个障碍，不在于对方，而是在于当事人自己。要了解一个人，就得回溯创建的心灵过程，把语言回译成意象，因为心灵只读得懂以意象记载的稿本。经过这一番折腾，接收到的意象断然不可能与发送出的原心象（original mental image）相提并论。
翻译误差（translation error）因偏性误差（bias error）而雪上加霜。我们把自己偏好的观念和形态（gestalts）强加诸别人身上，曲解因而滋生。此一过程，法国意识流小说的先驱普斯有一段生花妙笔：
我们把眼睛所看到的一个人的轮廓，塞满我们已经形成的有关他的观念，而在我们心灵中塑造成形的他的完整图像中，这些观念确实举足轻重。结果这些观念撑饱他脸颊的凹弧，分毫不爽与鼻梁齐高，天衣无缝混合他说话的声音，仿如这一切只是个透明的封套，我们每一次看到他的脸或听到他的声音，其实就是在辨认我们自己塑造出来的观念。
“我们每一次看到他的脸……就是在辨认我们自己塑造出来的观念”——这句话是了解许多人关系不和谐的不二法门。我有个病人达恩（Dan）参加冥思避静（meditation retreat），其中有个课目叫观心定（treposa），两个人手握手数分钟，四目对视，彼此深入冥想对方，然后换伙伴重复同样的程序。这个课目做多了之后，达恩能够清楚区别伙伴之间的差异：有些人他觉得若即若离，有些人他觉得关系紧密，其中一个感应最为强烈，他相信心系魂牵已近于水乳交融的境界。
每逢达恩讨论到这些经验，我都得要抑制自己的怀疑态度和理智精神；“水乳交融，真是的！达恩，我们在这儿不过是一座座象牙塔凑在一起。你不认识这个人。你只是像普鲁斯特说的，把你所希冀的属性一个劲儿塞到这个人的身上。你爱上了你一手创造的形象。”
当然啦，我不曾开门见山说出这些感想，我不认为达恩会想要接受一个怀疑心态如此强烈的人的治疗。不过，我用种种间接的方式表达我的观点，譬如扮个鬼脸，适时的评语或询问，或顾左右而言他。
达恩不是省油的灯。他知道我在指桑骂槐，祭出尼采答辩。尼采说，初次见到一个人，你可以摸清他的底细；再度见面以后，你会受到自己的蒙蔽而看不出自己的智慧。尼采在我心目中的分量非比等闲，这句引文令我踌躇。也许在这一次见面时，心防未设，也许尚未定夺要戴上哪一个人格面具（persona）。有可能第一个印象比第二个或第三个印象来得正确，但是这和灵犀相通判若云泥。此外，尼采虽然在许多领域是先知先觉，在人际关系方面却乏善可陈而不足为训——可有比他更独来独往、更孤单寂寞的人？
达恩说的对不对？他是否曾经透过某个神秘的管道发现别人的某些生命真相？或者他只是把自己的观念与欲望塞入一具人像——一具使他如沐春风、令他绮思遐想因而觉得魅力无穷的人像？
这种观心定的情况无从检证，因为这种冥思避静多数遵循“肃静”的规矩，交谈一概禁止。他有过几次的经验，在社交场合遇到一个女人，四目凝视，觉得与对方精神交融，只有少数的例外他知道是幻象。这个女人常因为他认为他们两人有深切的关连而惊慌或惶恐。达恩通常要花相当的时间才看出这一点。有时候，我以现实的观点和他辩驳时，觉得自己实在无情。
“达恩，你对狄安妮（Diane）所感觉到这种紧密关系——也许她意指未来的某个时候有这个可能，不过你不要昧于事实，她不回你的电话，她跟别人同居，现在吹了，又打算跟另外一个人同居。你该懂得她的意思吧。”
达恩凝神注视的这个女人，偶尔也会感到同样的精神交融，两人于是搭起爱的桥梁。但是这种爱一成不变转眼无踪，有时候是一阵惆怅成烟云，有时候则醋海生波相责怪。结局经常是有人闷闷不乐，不是达恩就是他的爱人，不然两人同病相怜。不管爱的桥梁是怎么拆掉的，结局千篇一律，两人的希望都落空。
我相信，在这一类一见钟情的情况，达恩与对方都误解彼此的眼神。他们看到自己情切切而心残缺的眼神的倒影，却误以为是欲望和深情。他们各自在断裂的翅膀插上羽毛，抱着另一只翅膀断裂的小鸟，想飞上天。感觉空虚的人把自己融入另一个不完整的人，这是饮鸩止渴；翅膀断裂的小鸟以为两相配对结为一体就可以振翅高飞，这是刻舟求剑。像这种结合，耐心再多也不济事，到头来只是互相怪罪、彼此猜忌，各自为自己的伤口护短。
前面略述人无法了解别人有三大困难：意象与语言的深层结构（deep structures），个人有意无意间的隐瞒，观察者的盲点（scotomata）。除此，认识人心之难于海底捞针另有一个原因，即每一个生命都是经纬万端，其丰富、其细致两皆独树一帜无与伦比。试图解读脑部电波与生化活动研究计划，多如过江之鲫，个个工程浩大。然而，每一个人的经验之流无不是浩浩荡荡江水泛洪，科技管窥监测永远瞠乎其后。
朱利恩•邦兹（Julian Barnes）在《福楼拜的鹦鹉》（Flaubert' s Parrot）书中描述一个人无穷无尽的复杂性，见解独到又语多诙谐。这位英国作家着手探求真实的福楼拜，亦即大众形象背后那个有血有肉的福楼拜。传统的方法是直接由传记着手，邦兹却发觉此路荆棘遍地，因此另辟蹊径捕捉福楼拜的神韵，取偏锋走险路，譬如他实际上的兴趣，他情有独钟的动物或是他用来描写艾玛•包法利（Emma Bovary）的种种手法与色彩。
邦兹未能捕捉到福楼拜其人的精髓实乃意料中事，退而求其次，找到一件比较不棘手的工作。他参观福楼拜的两个纪念馆——分别是他童年和成年的住宅——各见到一具鹦鹉标本，馆方都宣称他们馆藏的才是福楼拜描写露露（Lulu）的模特儿——露露就是在他的“一个单纯的灵魂”中占有重要地位的那只鹦鹉。双方的说词令邦兹追根究底的天性有如箭在弦上：虽然找不到福楼拜，至少可以一探虚实，看看哪只鹦鹉是真的，哪只是冒牌货。
这两只鹦鹉的外观帮不了忙：它们彼此酷似，也都神似福楼拜笔下的露露。接下来，在其中一座纪念馆，那位上了年纪的守卫提出证据，说他们的才是真的。他馆里的那只鹦鹉，栖木上头有“庐昂博物馆”的戮记。他说完，出示一张收据给邦兹看，是百余年前福楼拜向市立博物馆租借——后来归还——鹦鹉的明证。邦兹得意扬扬，心想水落即将石出，火速奔赴另一所纪念馆，却发现栖木上的印记一模一样。他把这件事情告诉福楼拜之友学会（Societe des Amis de Flaubert）里头最年长的会员，终于得知真相。福楼拜逝世后多年，这两座纪念馆筹建之初，两位馆长各持一张庐昂市立博物馆收据的复本，要求永远收藏福楼拜的鹦鹉。他们两位先后被带到一大间标本室，里头少说也有五十只一模一样的鹦鹉。馆方分别告诉他们：“自己挑一只吧。”
邦兹原本相信“真实”的福楼拜，或“真实”的任何人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如今连一只鹦鹉都无法真相大白，遑论其余，他也只有认了。但是有许多人懵懂一生。不审此举实属徒劳，犹兀自相信，只要得到足够的见闻，他们就能够描述并说明一个人。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向来众议纷纭，对于人格诊断的确实性迄无定论。有人踌躇满志，致力于更精密的疾病分类学研究。其他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则认为诊断只不过是记录症状和行为特性，见有人为此郑重其事不免惊异。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压力有增无已，因为医院、保险公司以及政府机关在在要求我们以诊断措辞和数字分类为病人盖棺论定。
即使是采用最不武断的精神病学命名系统，对人的生命仍是一大伤害。如果我们把人际关系建立在分门别类的基础上，我们将会无从辨识也无从培育那些不可能加以分类的组成部分，而这些部分都是活生生的。人际关系之得以建立，总是基于一个假定：你不可能完全认识对方。如果我被迫为马莉签署法定的诊断证明，我会依据DSM-IIIR——这是目前通行的精神病学诊断与统计手册——以求精确而又合乎法定要求的诊断规格。然而，我知道，这份表格与血肉之躯的马莉实在扯不上多少关系。这个马莉，总是出我意表，总是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这个留下两个蒙娜丽莎式微笑的马莉，诊断书是看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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