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爱恨一念间（3）
摘自欧文·亚隆《爱情刽子手故事4》
寻找痛苦的起点
第五个钟点，我们原本在讨论与在世的人相处之道，潘妮突然中途提出性质迥然不相同的问题。她对于家庭、亡女与两个儿子想得愈多，她就愈常想到这个问题：我为何而活？人生有何意义？她婚后的生活，一直本着一个原则：让孩子有个比她更美好的生活。但是，二十年来她有什么可以示人的？她是不是浪掷此世虚度一生？她再继续这样徒耗人生有什么意思？她何苦抵押贷款搞得自己喘不过气？茫茫未来何去何从？
我们于是改变话题，从潘妮与儿子和前夫的关系转移到丧子父母的一大特征，即人生失去意义。失去父母或终生至交通常意味着过去的生命从此不可复得，因为死者很可能是唯一能够为长久以前的美好记忆做见证的人。但是，失去孩子却意味着失去未来，一生的前景从此付诸东流——人生的目标，未来的期盼，超越死亡的希望，转眼间一一成空。说到超越死亡的希望，不可否认，子女其实就是父母的永生投影（immortality project)。因此，在专业用语中，失去父母是“客体损失”（object loss），此“客体”即在个人内在世界构造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人物；损失子女则是“投影损失”（project loss），即一个人失去他赖以组织其生活的根本原则，此一原则不仅是“为何而活”的张本，而且是“如何生活”的依据。白发人送黑发人之为人间至痛，情无以堪，许多父母事隔五年犹哀恸欲恒，有的甚至终生不愈，实在不足为奇。
可是，我们探讨人生的目的仍进展有限——我并不是说我预期会有进展，毕竟缺乏目标是整体生命的问题，而非某个人生的问题——潘妮忽又改变话题。我如今习以为常，她几乎每个小时都提出新的问题。我起先以为她任性善变，不能专注。其实不是。实情是，她有勇气一层又一层掀开她积年累月重重叠叠的悲伤。她还有多少层的悲伤要在我面前揭露？
有一个时段，大概是第七次见面吧，她开口就向我报告两件事：一个生动的梦以及再一次的丧失意识。
丧失意识发生在一家超级市场，就是以前有过一次醒来发现手上拿着要送给克里希的填充动物那一家。这一次清醒时，手上抓着一张毕业贺卡，哭个不停。
至于这次做的梦，虽然不是恶梦，却充满挫折与焦虑：
一场婚礼正在举行，克里希要嫁给邻居的一个男孩——地地道道的一个猪脑袋。我得换衣服。在这栋小房间不计其数的马蹄形屋子里，我一个房间接一个房间要找适宜换衣服的地方。我找了又找，遍寻不得适当的房间。
接着又出现一个不完整的梦：
我搭乘火车，车身很大。我们的速度愈来愈快，然后冲入天空的一道弧光。景色非常美。星星无数。就在那里的某个地方，好象有块匾。有个字（不过不可能，因为我不会写这个字）进化——感觉很强烈的一个字。
就某一意义而言，这个梦与克里希有关。我们稍微谈了一下她在梦中造成的错误婚姻。新郎官或许就是死亡：这场婚姻显然不是潘妮所寄望于女儿的。
进化呢？潘妮说，她去探墓——现在每周减到两三次——不再觉得和克里希有感应了。我提醒她，进化也许意味着克里希真的己经转生。
也许吧，但是潘妮对于此次丧失意识以及两个梦所隐含的悲哀，别有更好的解释。在超级市场里恢复意识时，她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感觉，觉得手上的毕业贺卡不是给克里希的——已经过了她该毕业的时候——而是给自己的。潘妮没有毕过业，因此克里希是一个人读两个人的书（而且原本也是要为她们母女两人上斯坦福）。
婚礼和寻找更衣室的梦，潘妮认为是和她自己有关，有关她不如意的婚姻以及她最近想改变她的生活。她对于梦中建筑的联想，使得她的看法更言之成理：梦中的建筑酷似我的诊疗室所在的这栋门诊大楼。
“进化”指的也是她自己，不是指克里希。潘妮时刻正准备除旧布新。她毅然决然洗面革心，要在上流社会出人头地。她利用载客的空档听匣式录音带，是一套自修教材，内容包括增进词汇、名著介绍与艺术欣赏，持续好几年了。她觉得自己有天分，却没有发挥，因为她从十三岁就得奔波谋生。只要她能不用工作，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读完高中，上大学，学业不至于停停开开，就能象快车直达终点，从此“起飞”——梦中的火车真的飞上天！
潘妮的重点又开始改变。她不再谈论克里希的悲剧，倒是花了两个时段描述自己的人生悲剧。到了第九个小时，也就是最后一次，我不惜自食前言，主动提议再增加三个钟点，刚好在我休假之前结束。我欲罢不能，理由非只一端，光是看她含辛茹苦既深且久，我就不忍心歇手不顾。我放心不下她的诊疗状况，自觉义不容辞。周复一周，每逢出现新题材，她的心情也愈不开朗。她善于利用治疗，令我印象深刻，成效之佳为我所仅见。这些时候以来，坦白说，眼前的连续剧令我目瞪口呆，每个星期推出一集崭新、扣人心弦、完全意想不到的戏。
潘妮还记得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Atlanta）度过的童年，愁云惨淡，三餐难以为继，想来都会心酸。她的母亲，脾气暴躁，生性多疑，为了潘妮及其两个妹妹有得糊口蔽体，吃苦受难非言语所能形容。她的父亲在百货公司担任送货员，收入颇丰，为人却——如果她母亲说的可信——冷峻无情，整天郁郁寡欢、藉酒浇愁，结果在潘妮八岁那年死于酒精中毒。父亲一去，景况全非。家中没有积蓄，母亲帮人家洗衣服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晚上不是喝酒就是上酒吧接客。潘妮就是此时开始成为钥匙儿童。
从此开始居无定所。他们通常是分租一层公寓，住上两个月，没钱付房租，房东下逐客令。潘妮十三岁开始打工，十五岁辍学，十六岁酗酒，十八岁已经结婚又离婚，十九岁再婚，逃到西海岸，一连生三个孩子，买了房子，失去女儿，离婚，付头期款买一大块墓地。
她讲述自己的一生，有两大主题特别令我心惊。一是，她备尝艰辛，八岁那年就横祸从天而降。她下半辈子最大的心愿是“发大财”，不只是为自己，也是为克里希。
另一个主题是“逃脱”，不只是具体的逃离亚特兰大、她的家庭以及代代相传的贫穷和酗酒，而且是要摆脱像她母亲那样变成“伶仃的疯老太婆”的命运——潘妮最近得知，她母亲最近几年数度精神失常而入院。
摆脱宿命——逃离社会阶级以及“可怜的疯老太婆”的天命定数——是潘妮生活经历的一大母题（Motif）：她来看我，就是不要成为疯女人。她说，她有办法摆脱贫穷。一点没错，她拼死拼活卖命工作，正是她要摆脱定命的内驱力（Drive）有以致之。
说来也真讽刺，潘妮要摆脱贫穷与失败之定命的内驱力，偏偏遭遇更深层的定命——即生命固有的限度——从中作梗。她面对死亡绝不认命，多数人能望其项背。她彻头彻尾是个不认输的人——我想起她飞车追逐毒贩的情景——在克里希挣扎于生死线之前、之际、之后，她所面临最大的困难不只一端，她自己的无助之感即是其一。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