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爱恨一念间（5）
摘自欧文·亚隆《爱情刽子手·故事4》
永远的母亲
一年之后，我休假回来，又见到潘妮一次。令我宽慰的是，她的情形大有改善。她虽然向我保证不会有事，一年来我始终忐忑不安。我还不曾见过像她这样的病人，愿意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向我倾诉如此痛苦的经验。也没有人像她哭得那般激动（我的秘书——她的办公室紧邻诊疗室——利用潘妮的诊疗时间偷空大喝咖啡，已经习以为常）。
我们初次见面时，潘妮对我说：“你只要起个头就够了。其他的事我自己操心。”事情果真如此。治疗结束后的那一整年，潘妮并没有依我的建议去请教别的心理医师，但她仍是日有起色。
接下来的时段，潘妮常年积压的悲伤显然是一发不可收拾。她仍然忧虑满怀，不过心魔如今蟠居于现在，而不是过去。如今她内心的折磨，不是因为克里希临终前她所遗忘的那些事，而是因为她忽视了还在世的两个儿子。
事实上，她对待儿子的行为是她内心变化最确凿的证据。两个儿子皆已回家。虽然母子冲突仍不可免，性质却大不相同。潘妮母子不再为墓地付款的事吵架，不再为克里希生日的事吵架，他们会起争执，是因为布伦特要借她的货车，是因为吉姆三天两头就换工作。尤有甚者，潘妮继续和克里希保持距离。她去探墓的次数少了，时间也更短了。克里希的衣服和玩具已丢得所剩无几，她的房间也已拨给布伦特，她的临终遗言也从冰箱的门拿了下来。潘妮不再打电话给克里希的朋友，不再幻想克里希如果在世可能会发生的事——比如她的毕业舞会或申请大学。
潘妮可谓浩劫余生。我想，打从开始我就知道她会挺得下来。我想起初次见面的情景，当时我就一再提醒自己，不要滥施治疗。然而，潘妮还是得遂所愿：接受斯坦福教授的治疗，而且是免费的。这一切真是那么水到渠成？或者是我被牵着鼻子走犹不自知？
说不定是我自己一手促成的亦未可知。这其实无关紧要。我本人也从中获益无穷。我想要多认识丧亲心理，而潘妮在仅有的十二个小时当中，带着我一层走过一层，探入到悲伤的核心。
我们是从愧疚之感着手的。经历丧亲之痛的人，能够摆脱愧疚心理状态者，实属凤毛麟角。潘妮感到愧疚，是因为自己的记忆空白（amnesia），是因为没有和女儿讨论到死亡的问题。其他的遗族是为了别的事感到愧疚，比方说关怀不足或看护不周。我有个病人，非常细心体贴的一个太太，在她丈夫最后一次住院的几个星期当中，几乎是片刻寸步不离病床，偏偏在她出去买报纸的几分钟，丈夫撤手人寰，为此她足足痛苦了好几年。
依我个人之见，“当初应该付出更多”的情操反映出力挽狂澜则回天有术的根本愿望。总的说来，如果一个人对于该做而未做的事感到愧疚，那也就意味着他当初可以有所作为——此一想法具有慰藉效果，使我们面对死亡不至于哀怨自怜感到束手无策。我们每个人都陷身于一种苦心经营出来的错觉，以为人的力量可以无穷而且进步没有止境，也因此——起码在中年危机来临之前——相信生存（existence）包含永无止境的步步高升，成就则端视意志（will）而定。
此一具有安慰作用的错觉，骤然面临不可挽回的经验便会不堪一击。这种经验，哲学家常称之为“临界经验”（“boundary experience”）所有可能发生的临界经验当中，冲击效应最强烈，最令人茫然不知所措，最能使人立即脱胎换骨的，首推面临自己迫在眉睫的死亡——试观《如果强暴是合法的》篇中卡洛斯的故事，当知所言不虚。
另一种势如雷霆万钧的临界经验，乃是至亲之死。像是我们所挚爱的丈夫、妻子或朋友等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重大意义的人，他们的死亡也会动摇我们自以为不会受到伤害的错觉。对大多数的人来说，丧子之痛最难忍受。此时，人生简直是四面楚歌、八方箭雨：为人父母的愧疚交加，对自己束手目送黑发人感到惊吓；对医生回天乏术以及护理人员看似无动于衷感到愤怒；也可能诅咒上帝不义或天地不仁——许多人到头来终会了解，所谓不义其实是世间普见的冷漠。丧子父母在类推之余，也面临自身的死亡之威胁：他们没有能力保护手无寸铁的子女，因而领悟到自己总有一天也将束手待毙这个痛苦的教训。正如英国诗人邓恩（John Donne）说的：“因此，不用追问丧钟为谁而敲；丧钟正是为你而敲。”
潘妮对自己的死亡心怀恐惧，在我们的治疗中虽然表现不明显，仍有蛛丝马迹可寻。比方说，她忧心忡忡“光阴马不停蹄”，时间所剩无几，无法受教育，无法去度假，无法留下有形的遗产；我们的时间所剩无几，事情办不完。不只此也，在治疗之初，她做的梦也充分流露她的死亡焦虑。她做过两个溺水的梦，两度与死亡打照面：其中一次，她紧紧抱住一块板条，水面深达嘴唇，十分危急；另一次，洪水冲垮她的房子，她抓住房屋的残骸，对着一名身着白制服的医生喊救命，这名医生不但没有救她，反而脚踩她的手指。
在讨论这些梦时，我并没有谈及她对死亡的忧虑。要想辨明、表达、有效处理死亡焦虑，十一二个小时太短了，无法竟功。我只是利用她提供的梦素材，探讨在我们的治疗过程已出现的主题。像这样着眼于梦的实用价值，在心理治疗上司空见惯。梦，一如症候，不是只有一种解释：决定梦内容的心理因素非只一端，因此梦的意义也不只一层。不曾有人面面俱到把一个梦分析透彻；大多数的心理医师都是临机应变，从有助于加速治疗工作的立即效应的观点探究梦的内容。
因此，我把焦点对准潘妮失去房子以及她人生的根柢被掏空的主题。我也利用她的梦来探讨我们之间的关系。沉入深水常常是象征沉入无意识的底层的动作。身穿白衣，不但没有伸出援手，反倒伸脚踩她的手的那位医生，当然就是我。在紧接着的讨论中，潘妮首度表明心迹，说她衷心盼望我支持她、引导她，但是我不把她当病人看待，只视她为研究的对象，令她耿耿于怀。
针对她的愧疚心理与念念不忘亡女这两样，我采取理智的门径，直陈她的转生信仰与她的行为两相扦格之处，使得她不得不另作取舍。以理服人通常不易奏效，所幸潘妮是个身心健全又反应敏捷的人，只要言之有理她就不会充耳不闻。
再下一个阶段的治疗，我们探讨“要想学会与死亡者和平共处，得先学会与生者和平共处”的观念，如今我已不记得这话是潘妮、还是我、还是某个同事说的，不过我确定是她促使我认识这个观念的重要性。
就许多方面来看，她的儿子是这一场悲剧的真正受害人——情形一如常见于丧子家庭中幸存的子女。有时候，就像潘妮的家庭，活在身边的孩子受苦受难是由于父母投注太多心力于死去的孩子，念念不忘犹不足又将之理想化。有些平辈族对死者愤恨满怀，所求者无非是父母的时间与关爱；这种愤恨之情通常伴随他们自己的悲伤以及他们对父母两头为难之处境的了解。此一复杂的心理正是平辈遗族愧疚之感的根源，也是他们自觉一无是处的滥觞。
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没有发生在潘妮身上，诚属不幸中之大幸——是父母随即再生一个孩子，藉以代替死者。这种心态无可厚非，也不见得有弊无利，但有时会弄巧成拙，带来后遗症。只就一件事来说，这种作法可能会在亲子关系埋下定时炸弹。此外，如果父母的悲伤仍未能化解，孩子又得承担苦果。在父母的龙凤心理的阴影之下长大，肩挑父母生平未竟之志的重责大任，这已经够强人所难，如果还得“神肖”平辈死者，个性的发展几可断言已亮起红灯。
另有一种常见的情况是，父母过度保护平辈的遗族。我从追踪调查得知，潘妮正是如此。她变得非常神经质，不放心儿子开车，不愿意把货车借给他们，说什么也不许他们买摩托车。她甚至动不动就要他们去检查身体，确定有没有得癌症。
我们在讨论到她的儿子时，我觉得有必要稳扎稳打，适度引导她从他们的立场去了解克里希之死所带来的后果。我不希望潘妮又生愧疚；她好不容易才摆脱自责之心，我不希望她“发现”自己疏忽儿子又陷身泥淖不可自拔。结果，几个月过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母子关系心生愧疚，所幸她此时已有自处之道，极力改善自己的行为。
潘妮的婚姻境遇，说来不幸，是有孩子夭折的家庭屡见不鲜的。研究显示，丧子悲剧并非如预期的，能稳固婚姻基础。许多丧子父母异口同声地说，丧子之痛加深了婚姻的裂痕，形成痼癖。潘妮的婚姻遭遇即是一个典型：夫妻表达悲伤的方式有别——甚且是针锋相对——未能被彼此了解、互相扶持，又两相干涉，造成龃龉摩擦，疏离油生，终至分道扬镳。
心理治疗对于子女早夭的父母大有可为。夫妻同时接受治疗有助于揭示婚姻压力的根源，使配偶了解并尊重对方表达悲伤的模式。个别治疗则可望改变各行其是的哀恸[āi tòng]行为。我虽然向来提防以偏概全之弊；此处却要指出，在有子女早夭的家庭里，夫妻行为常有模式可循，而且八九不离十。女方，如潘妮即是，亟需摆脱不断重复的哀怨自怜的行为，必须振作起来，好好维系家庭关系，把眼光放在未来，为家庭的第二春预作绸缪。男方则必须自我调适，去体验并分担——而不是一味压抑、逃避——太太的优伤。
潘妮再下一个阶段的治疗，重点在于两个梦：一是云霄火车与进化，二是婚礼与找寻更衣室。在这两个梦的指引下，潘妮终于豁然开窍，了解到她对克里希怀忧伤逝原来还混杂了她本人顾盼自怜以及怨叹自己欲望未能实现、潜能未得发挥的失意心理。
治疗结束时，潘妮发现她最底层的悲伤。治疗结束令她惶恐，理由不一而足。她理所当然会怀念我给予她的专业指导，她还会怀念我这个人——她毕竟是头一遭乐意信任并接受他人的帮助。此外，结束本身也唤醒她无数的往事前尘，许许多多逝水东流的痛苦经验久经压抑，如今又汹涌翻腾。
潘妮接受治疗所产生的变化，泰半是自动自发的。此一事实当能为心理医师提供可贵的借鉴，正如我在接受专业训练之初，一位业师为我们打气所说的：“各位切记，心理医师不是万能的。帮助病人去了解什么事非做不可，然后信任他们渴求成长与改变的欲望，这就可以心安理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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