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格物，再致知
(摘自薛仁明《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
常识说，有了文字，才有了历史。
常识又说，因为人类的“进步”，于是，才发明了文字。
可怪的是，面对这“进步”，我们的祖先竟不太兴奋，也无甚骄傲，反而，充满保留、无比戒慎。记得《淮南子》这么说道：“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一造字，老天就下起了粟雨，鬼儿也夜半哭号，惊天动地哪！这是不胜欢喜，抑或无限惊骇？这是期待憧憬，或者戒慎恐惧？
分明，我们的祖先感知到了一桩大事：有了文字，这世界固然可以光彩纷呈，但稍一不慎，也可能光怪陆离，甚至错乱崩解。换言之，文字之发明，是福是祸，其实未卜。
这当然不是世俗学者所说的“反智论”。
相较于天真的历史进化论，也较诸“乐观”的科学主义，我们的祖先，不过是洞悉了这事情的复杂性；他们，只是不愚。
回头一想，《淮南子》所言，似乎已预示了我们眼下的困境。今天，因文字之泛滥，引来各式各样的光怪陆离；因信息之爆炸，也招致步步进逼的毁灭与崩解。远的不说，单看今天的读书人，竟日与文字为伍，成天理论逻辑，但脸上的抑郁苦闷，却是年甚一年。我上回到北大讲座，有人明着说，早先没读过我书，甚至没听过我名字，但冲着讲座题目，他就来了。
这题目是，《躁郁时代的读书人》。
比起寻常百姓，读书人之所以容易躁郁，当然是因为文字。由于掌握了文字，他们可以分析、可以知解，他们可雄辩滔滔、可议论不休，正因如此，他们会党同伐异，会愤懑不已，也会不时怒气冲天。所以，他们躁。另方面，文字衍生了种种的理论与概念，众说纷纭，层层迭迭，如葛藤般，将他们缠绕得既纠结又矛盾，遂无所适从、莫知所以。于是，他们郁。因为文字，所以他们躁郁。
这在佛家，名曰“文字障”。
因此，禅宗不立文字。
正因不立文字，真正的禅者，一向与躁郁离得极远。且看那唐宋禅僧，呵佛骂祖、棒喝交加，个个生龙活虎。他们挑水砍柴、活在当下，个个安然自在。他们使用文字，却不执于文字，他们对文字的可能异化，比谁都清楚。宋代有圜悟克勤，曾编《碧岩录》，人称“禅门第一书”，然而，他最杰出的弟子大慧宗杲却“虑其后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于是，又将此书付诸一炬。
现今的台湾，亦有禅者林谷芳先生，深得言语三昧，辩才无碍。但他总说：“语言无实义。”新近出版的《禅──两刃相交》（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书中，他还特别强调：“语言的假相幽微，常须等到境界现前时才能打破。”同样的，尽管他深谙文字，书中却屡屡告诫：“文字的逻辑与美感会让行者迷恋。”即使独具魅力的禅宗公案，他也毫不客气，明白指出：“后世禅子在此丧失性命者乃不知凡几。”
如此戒慎，是为了不落入“文字障”；如此戒慎，是为了拨开文字的阻隔，入于直观，与物冥合。如此一来，便穿透了重重迷障，看到事物的本然；见到了本然，便与物无隔。这样的与物无隔，若换成中国更古典的话来说，就称为“格物”。
禅宗的能耐，在于“格物”。熟悉林谷芳先生者，常有人讶异，为何他总轻易看出别人的心理？有弟子甚至疑惑，林先生是否有“他心通”？其实，这与神通完全无关，说白了，不过是于人于事无隔，“格物”的本领罢了！
眼下的读书人，就少了这本领。他们不能“格物”，因此，于人、于己，皆有万阻与千隔。于人有阻，故躁；于己有隔，故郁。躁郁的他们，总认为透过文字，才能准确地知人知己；也只有透过读书，才能解决躁郁与不安。结果，恰好相反。
《大学》里说，先格物，再致知。我们的祖先，凭着直觉，通过修行，契入了全然直观的世界，从此格了物，与物无隔，从此，对这世界心生欢喜，充满好感。于是，他们进一步想了解、想说明，这就是致知。格物是感，凭直觉，是在文字之先；致知则需要思考，得有赖文字说明。发明文字，是从格物，走进了致知。
走进致知这一步，有其必要，但也有其风险，后来历史之异化，正在于致知既久，遂忘了格物这根本。尤其日后的抽象学问，强调“客观”，抽离情感，成了彻彻底底的无感之知。知识理论一旦与格物脱钩，便不断复制繁衍，不断恶性膨胀，最后，成了不堪承受之重担。于是，读书人越忙着思考，理论结构越是严密，便压得自己越喘不过气来。当代读书人之所以形容枯槁，学术论文之所以干枯乏味，都是因为跳过了“格物”，只忙着无根无本的“致知”。
“格物”，是“致知”的根本；修行，是学问的基础。眼下有本新书，名曰《闲愁万种》（中国长安出版社），作者言道：“理论必要是生于修行。”寥寥一句，却有千钧之重，饱受躁郁之苦的读书人，可不仔细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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